中国性学史 history of sexology in China 现代性学创建至今不过110年左右。但人类社会有关“性”的意识可追溯到公元前数千年。可以说，自从在地球上诞生人类以来，我们的祖先就试图探索大自然的真谛和人体自身的奥秘，这种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对性与生殖的奥秘和规律的探求更是始终不渝。但是，由于封建文化形成的性禁锢使有关“性”的研究发展十分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性教育的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的性学发展在80年代以来获得了迅速发展。现将中国性学史分为四个时期叙述如下。
古代性观念和房中术 在类人猿向人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性系统和性功能逐渐发生巨大变化。当类人猿开始能直立行走把双手解放出来之后，便逐渐形成了面对面的性交方式。约公元前150万年，人类发现了性交与怀孕之间的关系。在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为中心。在当时极为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初民从男女生殖器的接触中可以轻易获得平时难以得到的极大的愉快，而且他们看见婴儿由女阴娩出，导致种族的繁衍，由此产生了女性生殖器崇拜。公元前8000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全盛期。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中后期已经产生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男性生殖器崇拜和女性生殖器崇拜并存。随着犁耕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男子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日渐突出，母系氏族社会被父系氏族社会所取代。这也推动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发展。在古代的性崇拜中，还包括性交崇拜和生殖崇拜。性崇拜都与人类的生存直接关联，一是为人类生存祈愿五谷丰登，二是祈祷种族子孙后代繁荣昌盛。中国许多地方，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内蒙古境内3000多年前的岩画和出土的彩陶有模拟女阴、男根，描绘男女交媾、求育舞蹈等有浓厚性崇拜色彩的文化遗迹，反映出史前人类对性的认识。辽宁红山文化时期的红陶裸女像被称为中国的维纳斯女神。中国汉民族的始祖炎黄“五帝”时期，逐渐确立了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父权制逐步得到巩固，但此时的姓氏仍从母系，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普遍存在。远古人类对宇宙森罗万象的认识基于二元论，都有着阴阳的相对性，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性文化的阴阳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神话、传说、宗教和哲学中，也表现在对男女生殖器官的认识上。作于3000多年前的《周易》，其要旨在探索万物之理和天人关系，以作为人类的行为规范。这部著作包含有性观念在内的众多学术思想。其乾坤两卦，除象征天地、父母外，有人认为也是象征男女两性器官的符号。《周易》认为男女性事是天地阴阳的交会，给万物以生机。在《史记·夏本记》和《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中国公元前21世纪左右，就有剖腹产手术。商殷王朝甲骨文中记载了阉割家畜。《山海经·中山经》、《山海经·西山经》中已记载有避孕药物。春秋前后的《诗经》中有多处公开描写男女性爱生活和两男相悦的文字。著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中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是中国对遗传与优生的最早论断。公元前685年，齐国相管仲在桓公支持下，在王宫开设女市和女闾，公共娼妓制随之兴起。约公元前6世纪，老子在《道德经》中对性行为有节欲保精的自然、客观的描述，致后世道家、医家、养生家无不遵循。公元前4世纪前后，四川、山东等地的汉刻石画像中有大量伏羲和女娲兄妹相亲的描绘。他们不仅是人首蛇身，而且两尾相交作交尾状，两人一边交合，一边手持规和矩寓意性应有一定的道德规范，也反映出当时的图腾崇拜和性崇拜。此时期中国人懂得阉割男孩可以使他们丧失性欲和性能力，让他们充任宦官。《论语·季氏》中，孔子说：“君子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劝青年人不可放纵色欲。《孟子·告子上》的“食、色，性也”，道出了性于人生的要义。《庄子》中体现的性自然观是道家性观念的核心和基础。《吕氏春秋》亦有阐述性欲当节制，过之则伤人的道理，亦属性养生、性保健之先导。主要内容撰写于战国后期的《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和《灵枢》，都记录了不少人类性发育和生理、生殖、养生、衰老及疾病等理论和诊治的概要。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医简是古代最早的大批量珍贵性学文献。如：《十问》强调滋阴壮阳、食补助阴、房事有则、巩固精关、气功导引、补益精气、通调气血、益寿延年，主张性事时宜安神定志、徐缓虚静。《合阴阳》中总结了性事与气功导引结合及房事动作姿态的某些仿生学论述和性生理体验。《天下至道谈》中叙述了男女性生理、性心理和性养生的具体原则及措施。《养生方》及《杂疗方》中述及性医学如阳痿诊治，对男女性器官的补益养护及若干有关胎教、优生的经验等。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艺文志》中载有：“房中八家”，是秦汉或更早的性学著作，容成居八家之首。《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汤盘庚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等著作的总旨是：房事有节、护惜精元，可致“和平寿考”；若纵欲太过，精元亏损则易病伤寿。汉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两大王朝，其经济发展、学术昌盛，性学亦因而得以发展。根据《史记》、《武威医简》、《伤寒杂病论》、《玉房秘诀》、《抱朴子》等书记述，两汉时的涉性学术在继承先秦有关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明显的充实和发展。包括房中术在内的涉性学术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盛。公元317年葛洪著《抱朴子》并开始把彭祖与容成并列称为中国房中大师。南朝时的《赵飞燕外传》开小说性描写之先河。《隋书·经籍志》录有古代房中著作或涉性著作11部计34卷，其辑录有《彭祖养生经》、《素女秘道经》、《素女经》、《玄女经》、《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千金翼方》。《旧唐书·经籍志》中载有房中术《房秘录诀》8卷。《新唐书·艺文志》中载房中专著4种。这些书都在先秦、两汉相关著作的基础上有了不少发展。此时的房中术专著与《汉书》中房中八家无一相同，说明从东汉到唐初几百年间房中术已有相当大的发展。房中术中的医学内容与性心理和性行为融合为一体，出现了把生物-心理-社会因素集合在一起的雏形。日本人丹波康赖于982年将中国的古代房中术文献集结入《医心方》一书，使这些文献才得以保存下来（《医心方》于1854年刊行）。它实为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之前房中术和其他涉性学术的集成。但是，由于北宋程颐、朱熹倡导的理学盛行，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宣扬“存理灭欲”，使古代有关“性”的学术遭到压抑和排斥。自《五代史》、《宋史》以后，史志中几乎再难看到房中术著作。不过，尽管如此，但在某些综合性医学著作和道家著作中，如南宋张杲的《医说》、陈自明的《妇人良方》等亦有若干房中术的引述或辑录，但创新思想却不多。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沈存中良方》中记载了“秋石”及提炼方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提炼纯净性激素的记载。金元时期，一方面继续受理学思想束缚，而另一方面帝王（如元顺帝）酷爱淫乐，臣下竟相引荐西域房中术家（其双修法等性技巧与中国传统房中术主旨似有不同）以邀宠，追求淫荡的房中术，从而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房中术更加误解和歧视，极大地阻滞了古代房中术的继承发展。但金元时期在研究养生总则和某些病证诊断及防治方药的同时，也多少丰富了性养生和性疾患的诊治知识。从明初至清亡的五百多年间，中国传统涉性学术的发展处于徘徊阶段，但由于明清时期学术思想仍较活跃，中国传统涉性医学在前人拓展的基础上得以曲折发展。如张景岳所著的《妇人规》中提出男女性和谐和孕育成败的“十机”（合机、畏机、会机、生机、气机、情机、病机、动机、时机、失机）。此时期，中国性文化（性文学），如言情小说、色情小说、春宫画册等在统治阶段纵欲荒淫、社会风气奢侈淫逸，以及进步思潮的摇旗呐喊三相扭结之下，有所发展：汤显祖著《牡丹亭》歌颂热烈的性爱活动，突破了发乎情而止于礼义的柏拉图式的爱情；《金瓶梅》对性行为的描写可谓集大成；还有《红楼梦》、《西厢记》及《肉蒲团》等书，有的成为名著流传，有的被定为禁书封毁。总的说来，包括房中术在内的古代涉性学术，此时更为社会所误解而被视为诲淫邪说遭到歧视和排斥。但是对人性给予充分肯定的思想家仍然存在。戴震在《原善卷上》中疾呼：“人欲即天理”，大胆向伪善的理学反击，认为“后儒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一样残暴。清代学士纪昀在他所作《阅微草堂笔记》中对道学家做了直接抨击和讽刺，这类文章有20余篇，对性事给以了充分的肯定。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主义占统治地位，复古守旧之风蔓延欧洲，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学士汪士铎提倡：“妇女不嫁不育”，鼓励溺杀女婴，严禁寡妇再嫁及再育，违者处决，非富人不得娶妻等一系列的灭欲主张，得到曾国藩的尝识。在美国性教育正式开始的1891年（该年美国出版性教育书籍颇多）之后，中国也从西方引进新的观点。1895年中国康有为极力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他说：“人生而存欲，天之性也”，痛斥强迫寡妇守节的四大弊端。1903年间，叶德辉又将《医心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等书中的房中术文章刻入《双梅景暗丛书》中。清末沉闷的政治大气候，也预示着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转机。
近代性教育启蒙 性学囊括了性研究、性教育和性治疗的广博知识领域，跨度很大。性学的三大支柱是性医学、性心理学和性社会科学。不过世界现代性学的创始是以性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代表。而中国近代性学的兴起却是引入西方性心理学为基础以性教育入手发展的。20世纪初，“性学”一词在德国创用，《性问题》杂志问世。1909年鲁迅先生在浙江初级师范学堂正式向青年学生讲述生殖系统的解剖生理知识。胡适于1919年，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猛烈抨击旧观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同年早期心理学家张耀翔在美国留学时发表了性心理专著《爱情衡》，回国后于1922年首次进行“性民意测验”，测量反映出人们对改革不合理婚姻制度及取谛娼妓等问题的关心。1920年潘公展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巴格利的两性教育观》。同年张竞生博士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聘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法国唯理论、“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的同时，也讲授性心理学和美学。1922年，他在任北京大学“北方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时，与胡适先生联名邀请美国提倡避孕节育的著名学者桑格夫人来北京大学做关于《为什么要节育》的报告，并全文刊于北京晨报副刊上。1923年4月29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他的《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以比较的，爱情是可以变更的，以及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著名主张，以一种全新的观点引导关于已订婚的妻妹陈淑君女士与其姐夫谭熙鸿教授（其妻已去世）相恋而后同居是否合理的讨论，将一系列陈习陋见陈列于大众面前，如视嫁鸡随鸡和包办婚姻为合理，视媒妁之言为神圣，对豪绅纳妾孰视无睹，视妻子为私产等等，从而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1923年6月20日和22日张竞生又在晨报发表了约三万字的《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用反封建道德礼教的全新理论为陈谭恋事做了总结。1923年，寒假他于副刊上又发表《一个寒假的最好消息，一代优种社同人启事》的性史征文。性史调查是北大风俗调查会的社会调查课题之一。这次征文启事发出后，引起强烈反响，短短期间，张竞生就收到稿件300余篇。此事是张竞生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和性禁锢、性盲发起的一场挑战。他指出：“性教育一问题关系于人生比什么科学艺术更大。”他组织了性科学研究会。与此同时，中国散文家周作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唤性知识的解放和性道德文化的现代化。1925年，张竞生先后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恋爱与卫生》等著作；文学家周建人发表了《性教育的几条原理》；鲁迅在《坚壁清野主义》中也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张竞生于1927～1928年在上海开明书店任总经理，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专门翻译出版H. H. 霭理士的性心理丛书，一年出书数十种，发行几十万册，又在《新文化》月刊发表《论红花女的处女膜》、《一个自杀的少妇》。在此之前一年，张竞生整理出版了性史征文，抽选了北京大学生的7篇，编为《性史》第一集正式出版。每篇文章之后，张竞生都针对性地写有评语。《性史》是扔向中国礼教的一颗重型炸弹，几个月后便遭禁，虽经周作人等为其辩护也无济于事。张竞生被迫再度赴法国。1932年，周作人著文介绍霭理士的性心理学。1936年医学心理学家丁瓒在北京创立心理卫生咨询部门，接着他与黄坚厚等学者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创建心理卫生室，普及性卫生知识。1939年11月中国学者潘光旦教授开始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并加了许多结合中国国情的批语，把中国有关性方面的情况注释入书。1946年，此书先后在重庆和上海出版，书名为《性心理学》。在这之前的1927年他编写的《冯小青》一书，分析了明代诗人冯小青的性心理异常。4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出版了以论证人类两性性行为对社会绵延和稳定具有两重性的《生育制度》一书。
1949年至1976年的性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性教育的实施展示了广宽的前景。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在座谈节育问题时曾说，卫生部可用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指导的小册子。此后北京王文彬教授、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性的知识》一书于1956年出版，深受读者欢迎，1957年再版发行。1957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主张在中学加一门节育课程。1962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对青少年学生的讲话中指出：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16岁以上的青年男女，不管结婚和未结婚，都可以讲给他们听，男婚女嫁这有什么神秘呀。1963年3月在全国卫生科技规划大会上，周恩来召见到会的叶恭绍、吴阶平等十几位医学专家，指出医务工作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少年，用科学知识保护他们健康地发育成长，并指出在女孩行经之前，男孩首次遗精之前，就要把性知识教给他们。周总理还说，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伯苓校长曾邀请专家给他们讲授有关性知识的问题，他获益匪浅，现在对性教育问题一点也不谈，实际上问题肯定大量存在。周总理强调要把性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去。同年4月周总理再次强调介绍性知识，并指示泌尿生殖专家吴阶平在人民大会堂的青年中试点。同年7月，周总理在对首都高校毕业生讲话时指出，普及性卫生知识，不单纯是一种科学教育，而且是破除封建迷信和移风易俗的大事。1973年4月12日，周总理在病榻上嘱咐守护他的吴阶平教授去看看北京市学校中的生理卫生教材，了解一下关于性教育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一定要好好进行。7月12日他重申这个问题是不该回避的，试图回避，不但使之神秘化，有时还有不良后果。叶恭绍等教授立刻写文章在报刊上介绍了性发育、性卫生的知识，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性通讯咨询研究，收到来自全国各地1000多封性问题书信。她每天一封封地亲自执笔回答读者，后因数量太多，她只好整理后公开以文章形式答复，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带动了性咨询的研究。但中国性教育的这一良好势态，却因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1976年后性学的发展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也为中国性学研究带来了生机。科学的发展与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1979年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性犯罪做了明确规定，进一步保护了妇女权益。1980年12月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胡廷溢编著的《性知识漫谈》，该书于1985年和1988年再版，发行总数达280万册。同年王文彬等编著的《性的知识》也再版，到1981年3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吴阶平教授等编译出版了《性医学》一书，标志着中国性医学和性治疗在中国的发端。同年叶恭绍教授给《父母必读》杂志写文章——《周总理关心性教育》，一再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1984年在中国全国家庭婚姻座谈会上，许多社会学家就性问题进行了社会分析，从社会学角度探讨性教育的迫切性，主张开展生理卫生宣传工作。同年，在中国福州市召开的全军首届医学心理师资班上，北京杨华瑜教授首次在军内举办性心理卫生讲座；湖北詹炳炎教授进行了中国第一例同种异体睾丸移植手术；北京医科大学实施中国第一例男变女手术，不久，上海长征医院也开展了变性手术。1985年2月，S. 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等著作被译为中文介绍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7月，上海举办中国第一次性教育讲习班，接着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潘光旦教授编译的《性心理学》于1986年再版时，费孝通教授为此书写了后记。他写道：“中国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局面正在通过开放和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科学与民主已成了群众性的要求，历来成为禁区的‘两性之学’将能得到坦率和热情的接受。”1988年前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在《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规定在“普通高等院校要开设性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
80～90年代间，中国性学加快发展步伐还表现在下列方面。1986年由洪嘉禾在上海率先成立上海性教育研究会；刘达临发起成立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并于1988年与深圳赵令德、廖丽珠创办《性教育》杂志。1988年9月吴阶平教授在无锡召开的全国泌尿外科专业学术会上发表题为《对性教育的基本认识》的讲话，要求泌尿外科工作者作为中国性教育的先锋队，起移风易俗作用。10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等单位在北京举办全国首届性医学培训班共3期，为中国性学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西至新疆相继成立了性学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1987年在重庆空军招待所召开第一届全国性心理健康教育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全国23个省、市热心于性学的科技工作者百余人，论文汇集成《中国性学》于广东正式出版。1988年10月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召开第二届全国性心理健康教育研讨会并举办培训班，吴阶平教授接见了部分代表，当时考虑到参会代表和论文内容已超出性心理健康教育的范围，涉及到性学的各个领域，代表们建议改名为中国性学会筹委会并推荐筹委和联络员若干人。1989年8月在江西九江军分区招待所召开第3届全国性学学术会议并举办性咨询性治疗研讨班。1990年6月在广西桂林南溪山医院召开第四届全国性学学术会议，除台湾、青海、西藏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共367名代表参加，其中副教授以上职称代表112名，论文348篇，会间召开了中国性学会发起人会议并讨论会章草案组建筹委会。1991年6月，在济南军区后勤部招待所召开第五届性学学术会议。1992年5月北京医科大学创办《中国性学》（见《性学》）。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建立地方性学团体并出版不少性学专著：1987年上海江鱼、王一飞、黄平治等，北京杨文质、曹坚、薛兆英等组织男性学学会，并创办《男性学》杂志；同年新疆谷祖善、陈世泰组建新疆石河子性教育会；1989年2月南方性学研究所在宜春医专成立，胡廷溢任所长，卢盛波任副所长；同年，江西金之刚、罗任波组织中医男性学学术活动并出版中医性学丛书，山东青岛医学院成立性科学研究中心，举办性医学和性病研讨会，出版会议文集《性医学与性病研究进展》；1987年黑龙江组建省性学会，省委宣传部长戚贵元任理事长，1990年5月创办性学研究所，并于1991年在哈尔滨市召开中华性学会（筹）唯一一届学术会议，哈尔滨医科大学与第四医院组织筹建哈尔滨市性学会；1990年3月广东省孙沫寒、朱嘉铭、修成娟等组织了广东计划生育性教育会，举办研讨会并出版性教育文集和《人之初》杂志；同年香港大学吴敏伦博士组织成立了亚洲性学联会；1991年12月11日，安徽省性学会成立，水厚地任会长，随后安徽蚌埠市性学会正式成立，并开展性学学术活动和成立了水厚地性医药研究所开展临床医疗工作；1992年甘肃省性学会正式成立，并创办性功能障碍康复中心，史成礼等与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丝绸之路》古代性文化考察与研讨会；1991年以来，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山西省、湖北省、重庆市、陕西省、广西省柳州市及四川省西昌市相继正式成立了性学会。至此中国经历了15年思想酝酿和学术准备的中国性学会于1994年4月23日经卫生部批准成立，并于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性学会成立大会。中国性学会筹建时期召开了七届全国性学研讨会。1995年在青岛召开了中国性学会首届学术会。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出版性学专著300余种，继《性教育》杂志和《男性学》杂志、《中国性学》杂志问世后，针对临床和科普的性学专著有《实用男性学》（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实用简明男性学》（哈尔滨吕德滨、黄平治编著）、《男性学》（上海谢文英、王一飞、江鱼编著）、《老年期性问题咨询》（杨文质编著）、《男性性功能障碍》（黄平治、李永梅编著）、《男性学咨询》及《女性学咨询》（马晓年等编著）。针对性医学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也相继在全国各地开展：1984年中国第一例同种异体睾丸移植手术由湖北医学院詹炳炎教授完成；国内第一例男变女手术由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实施，不久上海长征医院也开展这项工作；1988年3月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女婴在北京医科大学降生，不久，湖南医科大学也降生了试管婴儿；1992年北京夏兆骥教授又完成了国内第一例女变男手术，同时完成了首例男女易性症患者性腺互换移植手术。全国各地相继成立男性病医院或男性科，出现了许多研究实验室研究生殖生理、病理，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一飞率领的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专门研究生殖和节育。《性医学教程》（卢盛波、宋书功编著）作为高校教材于1994年正式出版。江西宜春医专设置了性医学教学必修课，已授三届大专毕业生。同时，中国各地利用广播电台开办性学专题讲座向群众进行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如：1989年元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海河夜话节目中开办“枕边悄悄话”节目，1992年吴阶平教授亲临电台参加该节目开办3周年纪念，并题词：移风易俗，排忧解难；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于1992年10月开办“性悄悄话节目”；广州市人民广播电台开办“0点1＋1”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93年6月8日开办、“康老师咨询台”和“康老师热线电话”、“康老师咨询箱”。90年代还录制了《性医学教学系列》录像带4盘。于1994年由马晓年主编《性教育电脑咨询专家系统》，并通过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司鉴定。1994年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在京举办94’全国性健康教育展览，影响很大。中国性学在通过性医学教育和与计划生育相结合来发展的过程中，也通过正确性观念的确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9年至1990年上海刘达临组织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出版《中国当代性文化》专著。80年代以来，中国性学的发展势头以及有关成果已为世界瞩目。90年代起，中国已主办了国际性学会议，中国性学研究已立足于世界科学之林。如：1992年9月，上海召开了以“性与健康”为主题的国际性学研讨会。1993年9月中国—北美性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同年10月，中国性学会（筹）第七届学术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有北美46位性学界人士参加学术交流。1996年7月在台北市召开了海峡两岸性学研讨会暨亚洲性学第四届学术会议。此后，中国性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分科进行了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
中国性学发展史的特点有四方面：①开拓性，即在中国研究现代性学被许多人认为是“危险的”、“下贱的”或是“多余的”事情，面临传统观念的巨大阻力，中国性学科学工作者任劳任怨、责无旁贷地从事这一任重道远的事业。②实用性，即为了易于冲破传统观念的阻力，中国性学发展首先和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应用于国家基本国策。性学又应用于教育事业，并在中国中学生的青春期性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计划生育与性教育是中国性学发展的两大支柱。③继承性，即中国性科学者在研究现代性学的同时，结合中国几千年古代涉性学术的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涉性学术的研究成果。如江晓原著《性在古代中国》、周一谋著《中国古代房事养生学》、宋书功著《中国古代房事养生集要》、王明辉著《中医性医学》和金之刚著《实用中国男性学》等，并研究出性保健药物、食品，开办中西医结合男性病专科、不孕不育症专科等。④稳步渐进性，即中国现代性学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地、稳妥地以“适时、适当、适度”为方针，取得了健康迅速的发展。中国性学事业的发展正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医学—性心理学—性社会科学三位一体的模式发展。
